在这样的时代，集体主义文明是社会分工的主要形式。

危机的源头要追溯到2000年，那年美国的科技泡沫破灭，紧接着于次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一面痛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放松和解除管制造成了这场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者虽然没有放过美联储，但他们的批评集中在监管而不是银根的放松上。图四、道琼斯股价指数美国和欧盟的比较。规则的另一优势是防止货币政策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成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和营造短期政绩的工具。过去买一套房子要用3.6年的工资收入，现在要耗费6年的收入。而2008年前后的美国和当前的中国经济中，货币政策失效是因为实体经济中很难找到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或者因为债务人的杠杆率也就是风险已经过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不用担心，日子照样过。对比欧盟各国，在全球的低利率时代，杠杆率的上升和美国一样迅速，危机后的去杠杆却比美国慢了许多，银行的不良资产长期未清，信贷活动低迷，导致欧洲经济萎靡不振，如同欧洲股市走势告诉我们的（图四）。真正启动货币从商品货币升级到信用货币的，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

而这正是2008年以后，泡沫高涨的土地财政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经济效果。表面上看，美苏争霸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间孰优孰劣的判决性试验，背后却是货币制度变迁的结果。目前，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管理几乎是一片空白。按照他们的估计，珠三角地区50%的流动人口居住在企业提供的员工集体宿舍，剩下40%多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中村或城郊村。

这样就自然约束了政府的投资行为。本人为文中的观点负责。

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的难题，商品货币常常采用符合本位货币——数量少的贵货币用于大额交易，贱货币则用来应付日常小额交易。如复合本位中的不同货币比值偏离市场价格，两个货币间的套利就会导致所谓的格雷欣效应——劣币驱除良币。1829年，对债务、投机以及纸币深恶痛绝的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用公式表示，就是： 如果把规模Q视作市场分工的广度，种类V视为分工的深度，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交易规模（广度）越大的经济体，分工水平（深度）就越低。

一旦交易开始，国有城市土地的资本特性立刻显现出来。在图3的例子里，货币增加使其成本从7元降低到3元，但如果一个用不变的货币（比如7元）作为基准，总的商品加权价格不一定都是上升。房地产市场崩盘，其影响范围远大于股票、债券、期货等其他任何资本市场。正确的住房供给制度，既不是只售不租，也不是只租不售，而是两者的结合——先租后售。

这其中货币窖存——因繁荣产生跨代传递财富的需求导致通货不足——成为反复终结商品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也因此成为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文明的灯塔。

涉及土地财政的改革（包括农地制度、住房制度、土地指标制度）不仅影响居住，同时影响中国经济的底层——货币供给。尽管美元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周期，但通货膨胀反而消失了（图7）。

另一条是基于自由主义的文明，主要是通过货币等市场手段，在自由交易的基础上降低成本，完成分工。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一跃而成为资本生成大国。注：欧元区的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11月末。强大的信用就是能创造社会接受的高贴现率。资本的来源是将原来无法资本化的低端劳动力资本化——通过将未来租金作抵押，盘活了原来因流动而无法定价的低端劳动力。开始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税收改革，结果可能引来意想不到的金融海啸。

深圳和新加坡的成功，就在于成功区分了两个市场：深圳的城中村主要是小产权，无法进入市场交易，只能通过出租获益。特别是那些基于均衡的新古典模型——从拉姆齐、索洛到卢卡斯——货币几乎完全从增长问题中消失了。

1837年5月底，所有银行都停止了金币的兑付。货币也就从传统的商品货币制度转向信用货币制度。

鉴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近四倍，中国要达到美国的分工水平货币数量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图12）。由于小产权不能进入商品房市场交易，无形中创造了一个以租为主的住房类型。

这就是为什么在货币不足的年代，常有小国获得与其自身规模不匹配的国家力量，大国反而很难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在土地财政模式下，商品房市场首先是资本市场。正是靠双市场结构，深圳等城市才在高房价下保住了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好的货币就是很高的杠杆依然有坚挺的信用。

只要解禁时间足够长，空间套利的可能就变得很小。现在无论学术界还是舆论界，提起土地财政就联想到地方政府巨额的土地出让收益。

当年汉密尔顿发行的美元，就是建立在联邦政府未来税收基础上的债券。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放开价格，仅是部分商品会涨价，在最初几天，人们可能会感到痛苦，但很快会发现价格并不一定会轮番上涨。

借由这一信用生成的货币，更是远超外贸结汇生成的货币。中国重新获得货币主权的意义远大于地方政府货币的那点土地收益。

商品房市场没有像股票、债券、期货那样被纳入金融管理体系，而被作为一种民生商品由城乡建设部门管理。在现实中，却有一些城市（比如深圳和新加坡）实现了高技术与强制造的结合。在贷款创造货币的机制下，货币供给数量必然减少，货币分工的产业链条缩短。2017年，华为成为东莞产值、出口、税收三冠王。

而用货币分工取代计划分工的主要障碍，就是货币供给不足。在市场化改革的压力下，央行被迫在没有实物商品准备的条件下超发大量纸币以满足社会分工市场化的货币需求，结果同千百年来的实践一样，在1990年代前后触发了多次恶性通胀。

为了克服这两个交易成本，人类创造出一种被称作货币的制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住房问题与货币数量密切相关，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中国经济的长效机制。

这一战略的成功创造了大量的顺差。购买一个城市的住房，就相当于购买这个城市未来的公共服务。